在藍(lán)點黯淡的星空中，一顆璀璨的流星劃過了。

諸葛亮少時飽學(xué)，且才情肆恣，自恃才高八斗，性格張揚(yáng)。他自二十七歲走出隆中輔佐劉備，五十四歲在五丈原病逝，恰好半生操勞。他以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，效忠蜀漢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不折不扣地實踐了自己的諾言。他公忠體國的精神，“雖九死其猶未悔”，贏得了世世代代的廣泛稱頌。其實，他也并非完人。

其一，慮多決少。諸葛亮北伐，前后六次，五次進(jìn)攻，一次防守。后以失敗而告終，并非意外。因為戰(zhàn)爭是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軍力的綜合較量，但又不能以強(qiáng)弱之勢論成敗。曹、孫、劉三方面最初都是以弱勝強(qiáng)、力挫群雄，力爭得三分之勢。諸葛亮北伐仍有一線的希望。這希望就在第一次出師，曹魏關(guān)中空虛，“朝野恐懼”，隴右三郡叛魏應(yīng)亮。假若諸葛亮采納魏延之策，第一次直指長安，一舉奄有關(guān)中，則天下震動，中原人士旋踵而歸，吳人拼力北進(jìn)，強(qiáng)弱之勢不是不可以易位的。只可惜諸葛亮過于謹(jǐn)慎，不敢用奇，喪失了這一取勝的機(jī)會。“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”，斯固悲哉！

其二，懷才而誤人誤己。諸葛亮誤用馬謖，遷就李平，就失知人之明和用人之明。魏延、楊儀不相能，諸葛亮未能調(diào)和。關(guān)羽驕恣，諸葛亮不能喻以大義；對于魏延，他不采用魏延的好計策，不讓他參加行動，理由是魏延腦后有反骨。其實魏延真的很有才能，而且對蜀國絕無異心，后來卻被諸葛亮逼得反蜀。諸葛亮的后半生，心力交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忽視了對人才的培養(yǎng)與發(fā)展。在《出師表》中推薦的人才全都為追隨他的荊土人士，大多為二流賢才，不能不說氣度有些褊狹。對于人才缺乏的蜀國，此舉更是雪上加霜。

再鋒利的寶劍也會用鈍，重劍往往無鋒啊。

其三，文人價值的缺乏與錯位。諸葛亮可以說是一個文人——出生于名士之家，受到較好的人文熏陶，所以在亂世中并沒有很大的政治野心，“淡泊”、“寧靜”，無論出山前后都沒有稱王稱霸的志圖。況且他還從水鏡先生那里學(xué)得滿腹經(jīng)綸，對于天下的形勢有了深刻的了解，所謂旁觀者清。既然就這么回事，便可以坐看天下紛爭，推演消長之勢，做出一個“天下之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的結(jié)論。

作為一個文人，諸葛亮的悟性是極高的。倘若他以這份悟性，去參悟天機(jī)，解讀人倫，恐怕是可以與莊周同樂，共孔丘并圣，甚至為集大成者。然而他卻偏要去學(xué)什么“經(jīng)世改用”之學(xué)，可謂暴殄天物，舍本逐末。他偏要跑到劉備那里，將一番見識如此如此這番這番，去做了一個軍師。他六次北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

諸葛亮的后半生，心力交瘁，但他仍執(zhí)著北伐，連年作戰(zhàn)，勞師遠(yuǎn)征，消耗了國內(nèi)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，結(jié)果抱憾終生。這就證明了諸葛亮之才，“于治戒為長，奇謀為短，理民之干，優(yōu)于將略”，他真可謂“識治之良才、管、肖之亞匹”，而“應(yīng)變將略，非其所長”。他的此種行為都不符合他的文人理念，但他除此之外無路可走。他被“才”俘虜了，成為一個“才”的載體，而失去了文人自身。文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，擁有相當(dāng)?shù)牟艑W(xué)，卻找不到自己的價值所在。所以，有的人便把施展才華作為目的，漸漸失去自我，為才所誤。

把與世無爭詮釋為逐鹿群雄，一開始就注定了以落塵為歸宿；背棄了與青山綠水的約定就注定了在硝煙和濺血中殞身；算盡了星辰，竟忘卻了自己仍是誤入塵世的沙彌。

馬蹄已遠(yuǎn)去，而今只有這臥龍冢依然年輕。你，寂寞嗎？你，后悔嗎？